汇聚改变时代的力量，2010让我们继续打拼

2010年01月01日  张铁

过去的一年，如果你曾为气势恢宏的阅兵感动而向朋友发个短信抒怀，如果你曾在博客里用上“躲猫猫”、“开胸验肺”这样的新词，如果你曾在电视、报纸上看到“牵尸要价”的照片而倍感震惊……那么，你就已经参与到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变革之中。正是因为无数个“你”，一种新的力量在这一年生长，2009，因而有了别样的色彩和内蕴。

年底，各种统计数据公布，“V”型的曲线，让人看到整个中国“打拼”的力量。意味深长的是，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人物中，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一个上榜群体，位列第二。正如该刊评价：中国经济顺利“保八”，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同样，过去一年，在时代发展的每一次脉动中，在社会进步的每一个脚步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身影：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千千万万的中国公民。不是吗？从年初的“躲猫猫事件”，到年中的“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再到“天价烟局长”、“钓鱼执法”……成千上万公民的声音，汇成一条湍急的河流，冲刷着每一个公共事件。不是吗？从经济的触底反弹到盛大的国庆庆典，从“响彻”全年的官员“雷语”到大小屏幕上《潜伏》《蜗居》《三枪》引发的争论……成千上万公民的参与，汇成一股强大的推力，推动事件解决，推动思想澄清，推动时代的慨然强行。

这一年，我们也可能曾看不清自己的力量；这一年，我们也或许曾迷失方向。当唐福珍在楼顶上引燃自己时，我们曾愤怒；当拾金不昧的老太站上被告席时，我们曾迷茫……但当《拆迁条例》在各方努力下将告别历史，当拾荒老人归还巨款却借钱买早餐，我们更会满怀欣慰、满怀信心。就是这样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年，无数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思索着，行动着，努力适应和改变这个时代。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小，但无数人的力量相加，就能改变这个时代。过去一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点。对公共事务持续的兴趣，对公共利益持续的敏感，对公共责任持续的担当，叠加起越来越大的力量。这些，正是公民的力量。

在无数个你我的共同努力下，改变悄然启动。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公众与公共权力之间，一种良性互动在萌生。唐福珍用自焚的极端表达，引来广泛关注，网络的热议、媒体的讨论、学界的发言，推动相关职能部门重订《拆迁条例》。“开胸验肺”挑战“工伤条例”，“断指求证”迎来认错道歉，“雷语”惊人后是问责和彻查。

新的一年，我们期待：公众的力量，成为民主政治的“试炼”，为社会和时代的递进，开辟新的切入点。公共权力更开放和畅通的意见渠道，公民群体更负责任的公共参与，表达与反馈的良性互动中，中国能一步步走近公民社会。

你我的力量，有时也会变成一股暴烈的洪流，在冲刷时，也冲毁，在激荡时，也动荡。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分析：网络非理性情绪有滋长之势。一个事件发生，上亿网民“围观”，在没有束缚的情绪场中，非理性和过于主观的声音，确实容易占到上风。“开胸验肺”、“断指求证”……每一个个案，都有悲愤与失望。但如果极端化成为常态，不仅会使正常的民意表达失效，而且会让整个表达体系，失去“预警”功能，成为一个底限。

新的一年，我们期待：谨记康德所说“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正视我们的力量，既要激情呼吁，更要冷峻思考、理性表达。让“理智的运用”，成为我们力量新的增长点。

“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打拼！”“打拼”，因胡主席的话，成为2009年的热词。2010，也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打拼，为了自身的权利，也为了一个更好、更善的国家和社会。

反腐败，关键是如何保障权利监督权力

2010年01月02日  夏 韦

200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0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既讲反腐败成绩，更讲严峻形势，要求“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

不久前，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时，用了“坚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这“四严”，并要求“严肃党的纪律”。可见，从严治党、反腐倡廉，严格监督至关重要。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腐败。纵观许多腐败案件的发生，都与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不够甚至缺席有关。一些官员贪污腐化的背后，是对国家利益的大肆侵吞，对群众权利的恣意剥夺。而在腐败问题频发的地方，内部监督往往形同虚设，外部监督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以致腐败分子大行其道。

权力的疯狂，既由于监督的无力，也因为权利的孱弱。这也启示我们，加强对腐败的监督，不仅要重视体制内的监督，更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让人民群众用自己的权利来监督公权力。

如果说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与纪检监督是通过“权力监督权力”的话，那么，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动员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指向的就是“以权利监督权力”。换言之，在强化自上而下、左右制约监督的同时，还要加强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监督链条，也才能形成监督的强大合力，才能避免“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软”的现实痼疾。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监督也是最无私无畏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显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80%来自群众举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群众监督的有效性，以及更加重视并保障人民群众监督的必要性。

这些年来，不管是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还是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严格监督”；不管是各种举报渠道的开通，还是强调重视网络举报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都显示了在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中，群众举报、群众监督的分量在加重。但真正要把群众举报落在实处，还需要观念的革新和措施的配套。比如，如何保证群众检举举报有着落，如何将这些举报转化为体制内的行动，如何有效保护举报人,使之免遭打击报复，如何对举报不吹毛求疵，而保持一种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总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 对于反腐倡廉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今天看来，这句话依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让党务公开的窗口亮堂起来

2010年01月04日  马国英

党务信息及时公开、准确传递，不仅是满足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需要，也体现了一个现代政党的价值追求

“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将是2010年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和新闻发布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2009年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这样表示。

从1983年国家部委设立新闻发言人，到今天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促使党务信息及时公开、准确传递，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需要，也体现了一个现代政党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系中居于领导核心。各级党委履行统筹大局、决策部署、改革发展等方面职责，行使的权力重要，肩负的责任重大。如何确保权力的性质、规范权力的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至关重要。而新闻发言人制度，无疑是公开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因此，长沙、南京等地已开始“试水”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与施行20多年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处于起步阶段的党委新闻发布需要全方位的制度健全。比如，如何与政府新闻发布相互衔接？如何体现职能分工、突出党务特色？如何加强信息发布的统筹协调，既防止相互推诿、“沉默是金”，又避免政出多门、各唱各调？这些都需要建立细致的程序和反馈机制。

也应该明确，新闻发言人是党务公开的一个重要窗口，但绝对不是党务公开的全部。在重视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同时，要防止一种现象出现——就是开了党委新闻发言人这扇“窗”，相关部门却关了“门”。比如，一些部门和地方的发言人名单一公布，并无后续，发言人不发言；有的强调“只有新闻发言人才能对外”，以此作为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而新闻发言人再度垄断信息，设置公开障碍……这些倾向，无疑与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相悖。

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了我们党推进党务公开、发展民主政治的坚定决心。对于党委新闻发言人而言，制度之树要结出实践之果，还需要得到党委部门的全方位协助和配合。我们相信，有政策推动，有制度支撑，在迈出第一步后，党委新闻发布的探索、党务公开的实践，一定能接着走好第二步、第三步……

人民时评：遏制事故，赔偿高不如板子找对人、打疼屁股  2010年01月05日  李德民

人生宝贵，人命无价。本文提出一条人命值多少钱的问题极其残酷，按说是不该问的。但面对社会现实，面对亡灵，面对死者悲痛欲绝的亲属，也面对一起起仍在发生的杀人夺命之事，又不得不提出这个残酷却实际的问题。现实告诉人们，在发生煤矿事故、医疗事故、交通事故，以及校园踩踏等灾难之后，做善后工作时，平息民愤时，抚恤赔偿、安慰亲属，都以金钱作为主要善后方式。

以矿难为例，前些年每人赔偿是两三万元，近几年提高到二十余万元，而前不久发生的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矿难，108个矿工罹难、湖南湘乡育才中学踩踏事件8个学生罹难，赔偿金额已达三十余万元。可以预测未来，赔偿金额有望逐步走高，三五年后一条人命具体赔多少万元现在虽然难说，但肯定要高于三十万元吧。

赔偿是必须的。笔者相信赔偿金还会增加，也希望赔偿金不断增加。但话说回来，设身处地站在死难者亲属的立场想一想，即便赔人家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他们失去的亲人，也难以平复他们的心灵创伤。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只有一个父亲母亲，一般来说，也只有一个配偶和子女。生命是没法弥补的，亲人是没法替代的。人死不能复生，死者的亲人终生也难以走出那幽幽阴影，承受着无尽的悲痛。

死人的事无论如何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争取死人少一些，则是应该也完全能够做到的。安全第一，人命关天，这也是硬道理。很可惜，我国发生的煤矿、交通等事故，死亡率还是相当高的，有的一次事故就死几十人、几百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在沉痛吸取教训时，在精心善后时，在媒体热炒时，有人总是从社会制度、体制和机制找问题。当然可以从这些方面找问题，但不必钻 “牛角尖”，搞“唯制度论”，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制度。要知道，我国的社会制度建立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制度有待完善，规章有待健全。要看到的是，各地区、各单位和部门虽说都建立有严格的安全生产、分工负责以及追究制度，煤矿、车站、码头、学校、医院都有明文规定，严肃的文件传达于会议，醒目标语贴在墙上，领导讲话振振有词，各类检查层出不穷，但事故照出，这原因到底何在？

原因林林总总，可以找出许多，但笔者以为，打板子找不着屁股，打屁股打不痛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把诸多事故发生之后有关责任人特别是有关领导受惩处的情况开个清单，人们将清楚地看到，有些出了事故包括很大的事故，责任人未必会为此被严惩，有的官照样做，像没事人一样。

要明确的是，对责任人特别是对渎职、玩忽职守者的仁慈，就是对死难者及其亲人的残忍，也是事故频发、死人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出事之后，必须找到该挨打的，并把他们的屁股打疼，直打到本人和他人终生不忘。同样要明确的是，只有对责任人严惩，才是对死难者的真诚忏悔、对其亲人的最好抚慰，更是未雨稠穋，是为今后少出事故、少死人打的“预防针”。

曹操墓真伪之争，为真理还是为钞票

2010年01月06日  何 勇

元旦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了一座东汉大墓，经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研究，“确定这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这几天，关于“曹操墓”的真伪之辩，不仅在考古界，甚至在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关注。

这个新闻刚发布，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议。一些业内专家质疑，在曹操的家乡安徽亳州，曹操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比如邯郸，也有专家反驳。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为代表的支持者则认为，“证据已经足够”。

曹操生前是乱世枭雄，文武双全，一代豪杰；死后又被无数文学作品妖魔化，成为一代奸雄。曹操墓的真伪，自然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可从各大网站网友的留言跟帖上看，质疑结论真实性的居多。

网友们用一贯的玩笑方式表达自己的质疑：“曹操墓里惊现两个头盖骨，经考古学家鉴定，其中一个是曹操的，另一个是曹操小时候的。”更有人调侃，“两名女性遗骨身份一个是大乔、一个是小乔”满足了曹操生前夙愿。

真理愈辩愈明。学界关于曹操墓的种种基于学理的争议、质疑，都有助于我们更科学、更准确的对历史进行研究和还原。

然而公众尤其是网络上，这种普遍的质疑、甚至讽刺，不由得让人思考：一项严肃的考古成果为什么受到如此广泛的质疑呢？这其实折射出，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庸俗化、功利化之后，学术公信力出现了巨大的危机。

有人直言，希望安阳“曹操墓”不是一个新的“周老虎事件”。这种声音是对学术公信力危机最好的注脚。

社会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服务”不等于拥有高尚的学术品格，不尊重基本事实、史实，以牺牲学术公信力为代价，“研究”出有利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科研成果”的现象确实有之。

这几年，不少地方为了争夺历史名人的故里和墓地，争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从炎帝、尧帝故里之争到老子、孙子故里之争，再到诸葛亮、曹雪芹的故里之争，争议双方，均有当地专家学者展示其研究成果。

说到底，这种争夺和研究，和学术基本不沾边。套句流行语“哥争的不是真理，而是钞票”。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就会带来大把的经济收入，提高GDP。

更有甚者，甚至不惜造假，比如，陕西的周老虎事件。这样的研究，必然会伤害科学研究的公信力。

再说“曹操墓”所在的安阳。曹操墓真伪争议还没定论，安阳当地已开始大作旅游文章。安阳市市长表示，要将曹操高陵建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有人计算，曹操墓每年可为安阳带来4亿元收入。

倘若曹操墓为真，每年4亿元的收入，我们也当祝贺；假若曹操墓证伪，即便一块钱收入，也是考古研究的污点。

曹操墓的真伪迟早会水落石出，学术公信力的危机则应提早解决。目前我国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经济、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学术独立性不足，深受权力和资本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成为某一利益小集团的代言人，这势必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离真理和事实近一些，离权力和资本远一些，学术研究才会有独立的品格，也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和信任。